2012 年底清大校方針對陳為廷指責教育部長一事主動向社會道歉，後來2013年初校務會議討論要不要撤回道歉聲明，結果是 48票對15票，否決該提案，這一件事讓我感到清大統治階層奴性深重。日前，清大又為社會所停課一事舉辦記者會，對社會所的停課之舉表示「反對」、「必須所有師生全部同意，若有一人不同意，即意味著他的受教權被剝奪」、「十分不妥當」。這一件事再度讓我感受到清大行政大樓的奴性深重，欠缺一流大學所應具有的智慧與風骨。
清大在很多人心裡是僅次於台大的台灣名校，她應該要努力培養「勇於挑戰社會陋習與不公不義，開創社會新局」的社會領導人，而不是為了五年五百億動不動就主動向教育部獻媚，為了爭取業界的捐款與學生出路就努力培養學生奴性，以便讓國內各大企業「樂於聘僱清大畢業生」；或者為了避免妨礙教授的產學合作案，而向業界故作媚態。很可惜，這樣的教育理念在校務會議中被「 48票對15票」否決掉了。這個道理簡單而明白，沒必要贅文申述，所以我當年也就懶得評論。
至於社會所停課一事，或許必須略經申論，才能看見其中所藏的奴性或私心。
先澄清一個事實：清大社會所是調課一週，事後補課，而不是罷課。所以要說此舉「影響學生受教權」，是太誇大其詞了。其次，所長有表示過：這是「由下而上的決定」，出於學生要求也跟所上教師溝通過，而不是所長一個人的獨斷獨行。
接著再想想一個問題：假如社會所的公告是「為因應學生參予九二一救災的需要，清華大學社會學研究所下週所有課程停課一週，事後由各任課教師擇期補課」，可不可以？我相信爭議會很小；假如社會所大多數學生都要求去救災呢？我相信：就算少數上課同學反對，社會也會指責這些少數同學不體諒時局，而不是指責社會所所長或想去救災的同學。
可以為了大多數同學的需要而停課去參予救災，而不可以停課讓學生去立法院，關鍵差別在哪裡？看你是否認為立法院正在發生的事確屬「國家重大災難」，而學生的參與是否有助於緩和災情。這個判斷需要一些智慧，而清大校方本來應該要具備這樣的智慧，否則就對不起台灣的英才了。
立法院經由黨團協商而確立了「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本文應經立法院逐條審查、逐條表決，服務貿易協議特定承諾表應逐項審查、逐項表決，不得予以全案包裹表決；非經立法院實質審查通過，不得啟動生效條款。」全文照片在下面，誰也別想抵賴。
然而，國民黨與行政院卻很顯然地要抵賴這份協議，而一口咬定服貿是「行政命令」。行政命令必須有法源，而立法權是立法院的，法的最終解釋權則在大法官會議。當行政院一口咬定服貿是「行政命令」時，行政院已經違憲。為了滿足大陸（一個對台灣一直未曾放棄敵意的政治實體）的意志，而由總統在背後操盤，行政院堅持，同時叫一個行同宵小的立委宣告，這樣的違憲舉動算不算是社會災難？
無數專家學者、社會團體與在野黨持續反對服貿包裹表決，而總統、行政院和執政黨都無視於主流民意，硬要以 9%的支持度（現在應該更低）來跟主流民意做對，這是不是憲政危機，以及總統的「國家認同危機」？這個問題的答案絕對不是「見仁見智」，「你有你的主觀，我有我的主觀」，而是大是大非的抉擇，考驗著清大校方的奴性與智慧。
況且，無數專家學者、社會團體與在野黨的持續反對都已失效，擋不住馬江違憲毀憲的行為和意志，而學生卻用出人意表的行動改變了局勢，並且得到社會各界的聲援和國外媒體的關注，成為整個社會扭轉時勢的關鍵。因此，學生的「救災行動」確屬必要且有效，甚至已經是這個社會化解危機的唯一希望。這場運動一點都不胡鬧，極其嚴肅，且絕對有其必要性。
因此，假如我還在清大動力機械系任教，我會放學生公假，也會用一堂課的時間去分析這一件事對台灣社會與民主進程的影響；我還會讓學生投票，以多數決決定要不要停課一週並事後補課。
東華大學校長吳茂昆對學生佔領議會的抗爭表示：「佩服」、「我極為尊重學生的抗議行動」，這算是有知識份子的風骨。北醫大校方宣佈：「學生若到立院參與反服貿集會，可直接向學務處報備可不算曠課」，算是合情合理地尊重學生個人的良心判斷。台北大學校長室秘書對於該校社會所的停課表示：「大學本來就是由老師自主決定課程的調整與安排」，「尊重社會系的決定，會要求老師補課，不能影響學生受教權」，這反應算是「平常心看待」。相較之下，清大校長的反應顯然過度，而且超過常態太多。
聯合報的報導說清大校長表示：「停課須所有師生同意，若有一人不同意，即意味著他的受教權被剝奪，校方會審慎處理。」假如這個報導屬實，清大校長是否也認為「若為因應學生參予九二一救災的需要而停課，須所有師生同意，若有一人不同意，即意味著他的受教權被剝奪，校方會審慎處理。」這個標準顯然意味著：任何一個系上老師或學生若反對為了立法院的抗爭而調課，他的個人主觀意志就足以否定其他所有老師和學生的判斷。校方在調課一事上對全系師生強加如此嚴厲而苛刻的要求，嚴重違反大學的常態。
大學生因為要準備中秋烤肉或畢業旅行而央求教師調課，這是常有的事。只要班上大多數學生同意，老師也通常會答應；若為慎重起見，老師頂多要求多數決。設想，若有校長事後卻召開記者會，要求老師「調課必須經過全班同學同意，若有一人不同意，即意味著他的受教權被剝奪，校方會審慎處理。」你對這校長會有何觀感？我以為應該送他到精神醫院去檢查，看是否已經喪失法定行為能力。
立法院的抗爭在嚴肅性與必要性上遠遠超過中秋烤肉和畢業旅行，如果多數學生要求調課，豈有不從的理由？但是清大校長卻提出了苛刻無比的調課條件，我們只能推斷：他要不然就是病了，要不然就是有個人的政治判斷或私人考量──簡單一句話，他反對學生去立法院，因此用遠遠超乎常情的尺度去規範社會所的調課。
賀陳校長為何要反對學生去立法院？他曾任國科會副主委，政治光譜上很可以被視為藍營。這樣就涉及一個更嚴肅的問題：賀陳校長是否用個人的政治立場在干預社會所師生的決定與判斷？如果是，這就是政治介入學術行政。其次，賀陳校長是否因為過去跟內閣團隊的私人情誼而意圖阻撓學生去立法院？如果是，這就是私心自用。或者，賀陳校長是否因為怕得罪當道後，清大的經費會受影響？如果是，這就是奴性太重。
賀陳校長的作為，有可能是因為其他說得出口且冠冕堂皇的理由嗎？我相信賀陳校長欠清大社會所師生一個合理的說明，或者公開道歉。
